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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崩溃边缘的美国民主制度公平选举受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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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5 03:27: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处在崩溃边缘的美国民主制度

LARRY DIAMOND
纽约时报 2020年11月3日

处在崩溃边缘的美国民主制度

处在崩溃边缘的美国民主制度

美国民主的第三个支柱——自由和公平的选——是最常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然而它面临的风险也最大。 TAMIR KALIF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随着本周二重大选举临近,我和我的民主问题专家同行们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历史上,美国当前的危机有没有合适的类比?事实是,没有这样的先例。我们从未见过存在如此之久的民主制度在一个如此富裕的国家崩溃——从来都没有。但这可能会在今年发生。

如今我们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并不是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时许多人担心的那个样子。好消息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三大支柱中,有两个——自由和法治——经受住了考验,哪怕它们也遭受了重创。但第三大支柱——自由公平的选举——所面临的威胁,比我的民主问题专家同行们预测的要严重得多。

尽管自由派忧心忡忡,但美国并没有陷入法西斯主义。总统多次呼吁“关起”或逮捕他的政治对手,但司法部从未遵从——不管其高层如何妥协。

特朗普无休止地谴责新闻媒体是“人民公敌”,但美国充满活力的自由媒体仍一个接一个地继续揭露白宫丑闻。而公民社会组织仍然可以自由地倡导公民权利、环境保护和其他事业。自由在本质上仍然完好无损。

特朗普对法治造成了更大破坏。他质疑对其做出不利裁决的法官的公正。他要求联邦调查局(FBI)局长、情报官员、军事指挥官和他的司法部长忠于自己,而不是忠于法律或宪法。他撤换了五名调查其政府不法行为的督察长,不公开自己的纳税申报表,赦免了被判重罪的政治盟友,并将谎言和煽动性推文当作总统正常的沟通模式。最近,他又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破坏了成千上万高级公务员的政治中立和职业保护。

但司法机构仍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6月,特朗普提名的前两名最高法院法官人选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和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投下赞成票,最后以7比2的多数投票裁定,总统不能豁免纽约州因其财务文件发出的传票。到目前为止,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低调但专业地回避了特朗普对“忠诚”的要求,捍卫了该机构的自主权。

因此,特朗普(还)没有变成一个真正的独裁者。像匈牙利的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和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那样的反自由民粹主义者已经逐渐扼杀了自己国家的民主,他们遵循了同样的威权主义策略:通过任命顺从的法官来控制法院;通过腐蚀或威胁其所有者以征服独立媒体;胁迫商业领袖,让他们停止支持政治上的反对势力;恐吓公民社会团体,压制他们的异见;并主张对执法和情报机构进行个人政治控制。

在实施这些策略上,特朗普并没有取得太大进展,但如果他周二成功连任,可能就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但我们民主制度的第三大支柱——最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个——面临的危险最大:那就是自由公平的选举。这一危险源自于各种事件、百年来最严重的大流行和我们历史上最没民主精神的总统的罕有组合。

由于民主党在邮寄选票中的得票率远高于共和党,特朗普一再质疑这些选票的合法性。如果他在周二晚哪怕只取得了微弱的领先优势,他都会仅靠已清点的选票来宣布胜利——尽管在所有有效选票清点完毕后,乔·拜登(Joe Biden)很可能会获胜。更糟糕的是,他可能会向宾夕法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等摇摆州的共和党立法机构施压,要求他们将选举人票投给自己,即使正式计票机制最终宣布拜登在该州获胜。然后,就得由法院和国会(根据难以理解且写得很糟糕的《1887年选举人票统计法》)来决定谁赢下了这些争议州。

这样的场面甚至会比2000年布什诉戈尔案(Bush v. Gore)的噩梦更可怕和极端,因为这位现任总统威胁说,如果不把大选胜利交到他手上,就是忤逆天意,同时暗示暴力的右翼极端分子“袖手旁观”,但可能不用再“后退”了。许多左派也不愿意再让总统职位(在他们眼中)被偷走,而极左团体可能会乐于见到使危机恶化的契机。暴力冲突的可能性令人担忧。

选举的公正性因压制选民行为日益加剧而受到进一步挑战。2013年,美国最高法院废除了《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取消了要求九个曾经有过因种族主义压制选民历史的州(以及其他地区)在改变投票要求之前必须获得联邦政府批准的规定。从那时起,这些州和其他共和党控制的州实施了法律和行政改革,使得美国黑人、西班牙裔、年轻人和城市居民的投票变得更加困难,而这些人群都是民主党的重要票仓。

如果在全国普选中失败的人再次通过赢得选举团投票当选(这是过去七次总统选举中的第三次),那将是不够民主的。但是,如果特朗普想通过大范围取消邮寄选票资格,或通过选民压制,在两三个州以微弱优势赢得连任,2020年大选的合法性可能会受到比2000年或2016年大选更强烈的质疑。如果特朗普没能在选举团投票中获胜,但由于党派选民的支持而被宣布为总统,这将意味着美国民主的严重崩溃——即使人们仍然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言论、写作和出版。

美国民主已经上了年纪,这正是问题的一部分。美国是第一个实行民主制的国家,它是在一系列广袤、分散、多样化的殖民地上产生的,这些殖民地担心出现“多数的暴政”。因此,我们的宪法体系缺乏一些在较新的民主国家中常见的防止选举失败的豁免权。

例如,尽管墨西哥像美国一样是联邦制国家,但它有一个强大的、政治上独立的国家选举机构来管理联邦选举。在幅员辽阔的印度,选举委员会在管理选举方面的权力更为深远,并受到宪法保护。因此,选举仍是印度民主的重要支柱,即便该国奉行民粹主义的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攻击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和法治。从南非到台湾,其他较新的民主国家都有强大的国家选举管理系统,由无党派专业人士组成和领导。

美国的选举体系是州和地方政府的大杂烩。大都由专门的专业人员组成,但是州立法机构和选举产生的州务卿会引入党派偏见,令人对其公正性产生怀疑。在先进的民主国家中,只有美国管理全国选举的体系如此不符合当代民主的公平、中立和理性标准。

较近期的民主国家通过了加强制衡的宪法条款。像许多较新的民主国家一样,拉脱维亚建立了一个独立、强大的反腐败局,它具有调查、预防和教育职能,并拥有大量的预算和工作人员。它甚至监督政治和竞选资金。南非设有独立的公共保护者办公室(Office of the Public Protector),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在调查国家级腐败方面,美国没有类似的常设权力机构,而国会主要是自行查处自己。

较新的民主国家还采取措施,使宪法法院去政治化。其他任何民主国家都没有为宪法法院法官这样的权力职位赋予终身任期。它们要么有任期限制(在德国和南非是12年,台湾是8年);要么有年龄限制(澳大利亚、以色列和韩国为70岁,加拿大是75岁),或者两者兼有。德国要求议会达成广泛共识,从而使宪法法院的提名非政治化。在其他民主国家,最高法院大法官由一个范围更广的委员会提名。在以色列,这个问题不仅涉及行政部门,还涉及议会,以及一些常设的法官和律师协会。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根本没有产生这些想法,他们当时是第一次为一个教育水平、通讯联络和预期寿命都很有限的农村社会构建现代民主社会。其结果是,美国的民主制度缺乏对行政腐败的全国性制衡和对选举诚信的全国性保障,而这些制衡和保障在世界其他民主国家已成为常态。与其他民主国家相比,我们最高法院的提名也更加政治化。

在我们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民主规范足够强大,结果也足够明确,从而避免了因全国性选举而发生灾难性冲突。但有几次(最著名的是1876年海耶斯[Hayes]对蒂尔登[Tilden]的总统选举),我们已经接近悬崖——只是因为运气以及痛苦的妥协才没有掉下去。

今天,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多数民主专家在几年前敢于预测的情况相比,我们更接近崩溃。即使我们能够幸免于最坏的情况,我们也早就应该更新我们的民主机制,向世界各地其他民主国家学习,使我们的共和国再次成为山巅上的光辉之城。

【Larry Diamond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和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 Freeman Spogli国际问题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高级研究员。他最近出版了《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一书。】

翻译:Harry Wong、晋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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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1-7 09:56:16 | 显示全部楼层
自由民主可能衰败倒退 川普既是衰败产物也是贡献者

法兰西斯‧福山

若非唐纳.川普在二○一六年十一月当选总统,我不会写这本书。跟许多美国人一样,我对此结果感到惊讶,也为那对美国和全世界的意涵深感不安。那是同年第二场结果令人意外的重大选举。第一场是英国在六月投票脱离欧盟。

过去一、二十年,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现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国家、法治、民主可问责性最初如何成形、如何演化和交互作用,以及最后可能如何衰败。早在川普胜选之前,我就写到美国的制度正在衰败,国家正逐渐被强大的利益团体盘据,锁进一个死板的架构而无法自我革新。

川普本身既是衰败的产物,也是衰败的贡献者。他竞选时承诺:身为政治圈外人,他会靠人民的授权摇撼制度,让制度重新运作。美国人厌倦了党派的僵局,渴望一个能再次团结全国的强大领袖,突破我所称的否决体制(vetocracy)—即利益团体可以阻挡集体的行动。正是这一类民粹主义的高涨在一九三二年将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送进白宫,并重新塑造接下来两个世代的美国政治。

川普的问题是双重的,和政策及性格都有关系。对于支持他的选民来说,他的经济民族主义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糟而非更好,而他钟爱独裁强人胜过民主同盟的明显偏好,也有破坏国际秩序稳定之虞。至于性格,很难想像有谁比他更不适合当美国总统。你想得到所有和优秀领导力有关的特质—基本的诚实、可靠、稳健的判断、为公共利益奉献、根本的道德感—他一个都没有。川普终其事业生涯的首要焦点都是自我行销,而他非常乐意无所不用其极地规避阻碍他的人或规范。

川普代表国际政治上一个更广泛的趋势:趋向所谓的民粹民族主义。民粹领导人企图利用民主选举授予的正当性来巩固权力。他们直接对“人民”施展群众魅力,而他们的“人民”常限定于狭隘的族群,排除其他为数众多的人口。他们不喜欢制度、企图破坏现代自由民主国家限制领导者个人权力的制衡:法院、立法机关、独立媒体、不分党派的官僚。其他可归于此类的当代领导人包括俄罗斯的普丁(Vladimir Putin)、土耳其的艾尔段(Recep Tayyip Erdoğan)、匈牙利的奥班(Viktor Orbán)、波兰的卡钦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菲律宾的杜特蒂(Rodrigo Duterte)。

始于一九七○年代中期的全球民主浪潮,已步入我的同事赖瑞.戴蒙所谓的全球性衰退。一九七○年时,世界只有大约三十五个选举民主制政体,接下来三十年,数字节节上升,到二○○○年代初期达到将近一百二十个。增加最快的是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一年,东欧共产主义和前苏联的垮台,立刻在那个区域掀起一波民主浪潮。但自二○○○年代中期以来,趋势已然逆转,民主政体总数开始减少。在此同时,独裁国家则更有自信,也更跋扈了。

诸如突尼斯、乌克兰和缅甸等准民主政体难以建立可行的制度,或自由民主未能在美国干预后的阿富汗或伊拉克生根发展,都不令人惊讶。令人失望,但也不全然惊讶的是俄罗斯已重回独裁的老路。真正出乎意料的是,对民主的威胁,竟会在稳固民主国家内部出现。匈牙利是东欧率先推翻共产政权的国家之一。当它加入北约(NATO)和欧盟之际,它看似以政治学家形容的“巩固”(consolidated)自由民主之姿重回欧洲怀抱。但在奥班和其青民盟(Fidesz,全名: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当政下,它正转向奥班所谓的“不自由民主”。但至今最大的意外非英、美支持脱欧和川普的投票莫属。这两大民主龙头向来是现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擘画师,一九八○年代曾于雷根(Ronald Reagan)和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主政时领导“新自由”革命。但这两国似乎也转过身去,走向较狭隘的民族主义了。

这便带我来到这本书的缘起。自我在一九八九年年中发表〈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文、一九九二年出版《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Last Man)一书以来,常有人问我某某事件是否跟我的论点没有抵触。某某事件可能是秘鲁的政变、巴尔干半岛的战争、九一一恐怖攻击、全球金融危机,或者最近的川普胜选和前文描述的民粹民族主义浪潮。

这些批评大多是基于对此论点的一个单纯的误解。我的“历史”是采黑格尔—马克思一脉的用法—即人类制度的长期演化史,或许亦可称为“发展”或“现代化”。“终结”(end)的意思不是“终止”,而是“目标”或“目的”。马克思提出,历史的终结会是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而我则只是提出,黑格尔的版本,即人类发展会形成与市场经济密不可分的自由国家,是较可能的结果。

这不代表我的观点并未随时间改变。我所能提供最完整的重新思考,收录在我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从史前到法国大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和《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中—或许可视为我依据我对现今世界政治的了解,改写《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的成果。我的想法有两个重要的转变,一是发展一个现代、非个人的国家—即我所谓“向丹麦看齐”的问题—很困难;二是现代自由民主是有可能衰败或倒退的。

法兰西斯‧福山:美国作家、政治经济学者。康乃尔大学文学士学位(主修古典文献与政治),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师从塞缪尔·P·亨廷顿。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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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11 10:54:49 | 显示全部楼层

从2020总统大选看美国“马车时代”选举制度的缺失

2020美国总统大选,多数媒体已宣布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获胜,拜登也开始组建内阁准备入主白宫,但竞选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已在四个州向当地法院提起民主党选举舞弊的诉讼,除非特朗普在未来几天内承认败选,否则,谁赢得总统大选这场官司要打到最高法院。选举本来应该是由选票决定输赢的,但美国的总统大选已经多次不是由选票而是由最高法院裁定谁输谁赢,这说明美国的选举制度存在缺失。

美国的总统选举,与任何国家都不同,不是一人一票选出,而是由党派指定的各州选举人到本州首府投票选出。某个总统候选人,如果赢得某个州50%以上相对多数的选票,那么他就“赢者通吃”,拿下那个州的所有选举人票;谁得到各州选举人票总数的一半以上,谁就当选总统。这个总统大选的选举人制度,是1878年费城制宪会议上美国的先贤们制定,1880年正式实行,距今220年,那时电报、电话、汽车、火车、飞机都没有发明,美国处于以马车为交通工具的时代。制定选举人制度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幅员辽阔,南北方差别大,选民不能全面了解情况,而且难以将各州的选举结果迅速、准确的统计和汇集,便想出选举人这种委任选举的办法。但220年过去了,美国已进入互联网时代,信息一秒钟之内便可传送到任何地方,美国却仍在沿用马车时代的选举制度。其弊端越来越明显:2016年希拉里获得全国多数选民选票却因为得不到足够的选举人票而败给了特朗普;2000年小布什在佛罗里达州只比高尔多得537张选票不足该州选票总数的万分之一而拿走该州25张选举人票,高尔提起诉讼,官司打了36天由最高法院裁决高尔败给小布什。选举人制度是导致美国总统大选常常选票失灵而由法律诉讼决定胜负的根本原因。《纽约时报》在一篇评述中指出:“当今的选举人制度运作情况尤为鲜明地提醒人们,我们的民主是不公平、不平等和不具有代表性的。世界上没有其他先进的民主国家使用这样的东西。”

2020美国大选,因新冠疫情,各州都倡议选民采用邮寄投票的方式参加选举,全国大约有近一半选民邮寄投票。把选票亲手投进票箱,是民主国家公民行使选举权最神圣的一刻,邮寄投票则是让选民把选票不是投进票箱而是投进邮箱,使得投票如同寄信,投票那一刻的神圣不复存在。美国的邮递员,是社会底层的劳工群体,良莠不齐,这次大选,各地都有邮递员毫不在意的对待神圣的选票,损毁、丢弃、延误投递的现象比比皆是。任何国家的选举,投票箱都受到严格保护,选民不得假他人之手投票,美国却允许并倡导让邮递员代为投递选票,令人匪夷所思。

这次大选,人们还看到美国选举制度的另一缺失,就是在开票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监督与复核机制,因此,互联网上有各种对开票过程的质疑,如一些在法定投票截止时间晚上8点后到达投票站的选票仍被点算,加州在8点投票截止后半个小时便宣布点票结果,一些票站拒绝观察员进入,一些票站把窗户挡起来不准人看点票过程。缺乏监督和复核机制的开票过程,使美国大选关键时刻陷入无序而混乱,给舞弊者以可乘之机,必然引发法律诉讼。

从2020总统大选看到的美国选举制度的缺失,使人觉得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比世界上多数民主国家,选举制度至少落后了一个世纪。选举制度的缺失,使得某一次大选结果有利于某个政党,另一次大选结果有利于另一个政党,这种结果往往不是产生于选票而是产生于乱局,损害的是美国选民的权益,和美国的民主体制,并且使得美国总统大选时常沦为世界上一些居心叵测者、包括一些专制者主义者的笑柄。

美国人非常尊重美国的开国先贤为国家设计的政治制度,先贤们是伟人,是智者,但马车时代先贤们的智慧不可能预见互联网时代美国发生的事情。美国的宪法也不是完备的宪法,不然就不会有27条修正案。不少美国人早就指出美国民主制度、尤其是选举制度的缺失,二战后麦克阿瑟将军为战败国日本重新设计政治体制,就拒绝移植美国的制度。美国人不应该停滞在对先贤的崇敬与遵循中,美国人应该站在先贤的肩膀上,继续发展和完善新时代美国的民主制度,包括新时代美国的选举制度,这就需要美国的政治学者和政治家们鼓起勇气,从先贤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中解脱出来。

2020美国总统大选又将是一次不靠选民的选票而靠最高法院裁决的选举,最高法院裁决,不论谁赢了,谁输了,输掉的都是美国选民。美国选民不能不为成了2020总统大选的输家感到悲哀。

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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